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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园地 > 舟博刊物 > 舟山文博2010年第3期
火柴大王刘鸿生手谕经眼三题
作者:汪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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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饮鸩止渴的“中日火柴统制”始未
    “九·一八”事变,日本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1933年之后,整个民族火柴工业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日本火柴商加紧输入中国,走私火柴恣肆华北、华南,国产火柴业同室操戈,竞相压价。面对危局,刘鸿生领导的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曾向国民党税务署请求制止,但该署口头答复是:除了同日本打一仗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以制止。
为了使整个火柴业能够维持下去,巩固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地位,刘鸿生主动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选择推行“中日火柴统制”。
    笔者收藏的刘鸿生手书条谕一条,或可管窥“中日火柴统制”之一斑。
     “现在火柴统制初步工作得以完成,徐协理继续进行折衡应付,备极繁难,其协理职务据称时有不能兼顾之虞,应请陈襄理随时代理,以免贻误。刘鸿生民国廿四年十月五日”
    条谕开头写到的“火柴统制”,即为1935年中日火柴业之间发生的一件大事。
    最初,刘鸿生派出大中华火柴公司董事陈伯藩赴日,“代迓高轩”,同日本火柴商泷川仪作、植田贤次郎先行磋商。1935年3月,刘鸿生亲自致函日本火柴业代表植田贤次郎,邀请他来中国商谈同业间的合作事宜。函中称“惟阁下在华多年,熟悉敝国火柴业情形,且对同业合作极为热心。偶蒙阁下与泷川先生同时命驾前来洽商一切,实为至幸。敝会谨当以贵客之礼,竭诚招待”。植田应邀来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给予特殊礼遇,待若上宾,一切生活费用,均予拨付。陈伯藩和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徐致一(即手札中的徐协理)以代表身份,与植田同赴青岛、天津,共商中日火柴统制的问题。日本代表在青岛综合了在华日本磷寸同业联合会的意见后,提出了“日本方面之统制参加条件”,共17条。
    其主要内容为:“统制机关对于日本人同业,必须以公平及足以保证利益之充分保障为原则。”“统制机关最高干部,以中、日、美三名组织之,所有一切决议,须得全员一致通过以后,实施之。”“统制机关之重要部门,须置有相当权限之日本职员掌管之。”“中央政府今后对于火柴产业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之法令公布或政策之实施,必先咨询统制机关,并得其同意而得实施之。”等等。从上述主要条文上就可看到,日商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
    1935年7月,以刘鸿生为首席代表的中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同以植田为首席代表的在华日本磷寸同业联合会,以日本提出的17条为基础,签订了《中日火柴制造同业协商火柴统制问题之意见书》,同年9月,又签订了《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各种事项同意书》。双方公推刘鸿生为理事长,大中华协理徐致一为常务理事兼总经理,日人植田贤次郎和河北丹华火柴厂经理项激云为常务理事兼副总经理。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了中日火柴厂商产销联营,试办5年。
    中日火柴统制同意书的签订,实际上是中国火柴业屈从日本火柴业的表现,但它对于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划分了火柴销售的势力范围,取得了全国火柴业的霸主地位。然而,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的各厂先后停工,分崩离析,中日联营关系完全断绝。刘鸿生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
    二、昙花一现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刘鸿生痴迷于组建火柴托拉斯的美梦。甚至不惜以变相行贿的方式,争取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支持。他用联营社名义向孔祥熙的“名德堂”经租帐房租得大连湾(今大连路)的一所房子,一次预付房租数万元。1936年3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正式成立。参加联营总社的厂共48家,其中华商41家,日商7家。总社设在上海。下设3个分社,华北区设天津分社,鲁豫区设青岛分社,华中区设上海分社。
    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实质上是一个同业垄断组织。它通过掌握购运护照以控制火柴原料:统一管理火柴印花以控制产销;派驻厂员监督以控制行销。该社成立后,外资厂受益最大,民族火柴业的大厂也得益不浅。大中华火柴公司1936年,直接获得纯利83万多元,成为大中华在抗战前盈余最多的一年。      
    但是,联营社牺牲国产火柴业利益优惠外资的行为,引起同业内部指责。鲁西十八厂反对联营社屈从日资和大厂把持垄断,拒不入社;华中区部分同业支持鲁西十八厂,反对少数大厂操纵火柴联营;济南益兴、泰东等五小厂另行成立销售合作社,纠纷长此不决。总之,联营后同业竞销、日货走私仍未彻底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荧昌、东沟梗片、周浦中华三厂因逼近战区首先停工,各地工厂亦相继停产。1937年9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呈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财政部文:“现在战局开展,……总社日方职员亦已离职回国,……以前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与日本同业团体所订同意条件,在事实上当然停止其效力,仍俟战事停止,再行议定办法呈请核夺。”同年12月,刘鸿生复函驻沪日本大使,“该社所属各分社均已先后停顿,因之经费来源完全无着,该社不得已乃十一月底,将社中各职员多数解雇,社务暂行停顿。”至此,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宣告全部瓦解。
    笔者收藏的刘鸿生条谕,恰好反映了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面临解体的境况。
    “本总社前因经济困难,经理事会议决,决再维持两月,现已期满而经费更无着落,势难维持现状,所有本社各职员自六月一日起,一律留职停薪。特此通知。刘鸿生徐致一民国廿六年五月卅一日”
    查考刘氏企业史料可知, 1938年2月,大中华火柴公司正式颁发“非常时期职员待遇办法”,规定留职停薪职员的最低工资为每月15元。
    该办法与笔者收藏的这一条谕,两者相互印证,总社最后所面临的困境一日了然。
 
    三、覆巢之下的“大中国火柴厂”
    “八.一三”日军侵占上海以后,日商植田贤次郎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军方代表。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日本军部的一名特务!1938年6月的一天,植田通知刘鸿生的二儿子刘念义和四儿子刘念智到汉弥尔登大厦寓所谈话,当场宣布:“我代表大日本军方提议,由你们父亲担任上海市商会会长,以加强日中之间的友好合作。请你们回去向他老人家转达我们军方的诚意。”给日本人当伪商会会长,就是当汉奸!刘鸿生不甘合作,又不敢决绝。这时,社会上谣传,国民党政府已派大员来沪调查,凡与敌人有合作嫌疑的,一律格杀勿论。植田以军部身份步步进逼,已有剑及履及之势;暗杀谣言,一日数传,刘鸿生处身孤岛,寝食难安。在亲友的劝说下,刘鸿生最后下定决心,离开上海,退避香港。
    1938年6月的某个夜晚,刘鸿生悄悄登上了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轮。是夜,他即将离开毕生为之奋斗的工业基地,好象听到了“何日君再来!”的凄怆歌声,不禁老泪横流。“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 “呜呜”的汽笛声惊醒了冥思中的刘鸿生,他长叹一口气,愤愤地顿足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作为一名企业家,刘鸿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要有所作为。到香港后,第一个着手筹建的工厂就是香港大中国火柴厂。香港大中国火柴厂由宋子良为董事长,陆兆麟为厂长,翁文漪为总工程师,刘鸿生亲任总经理。他亲自在香港坪州选购一片空地作为厂址,在短短一年半内就投产出货。三五牌、仙鹤牌等特级火柴和大中国、天厨牌、寿星牌等一、二级火柴,行销香港本地及国内、南洋一带。以香港大中国火柴厂为基地,再向后方发展刘氏企业,这是当时刘鸿生的如意算盘,但是这个厂建成不到一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就沦入日军手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客居风雨飘渺的香港,刘鸿生又将目光投向四川等内地,这时,蒋介石的一封电报把他邀请到了重庆,他又开始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这是后话。
    笔者收藏的刘鸿生信札,正是他在港期间给上海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一条手谕:
    “敬启者:鸿居港多月,一时不克即返,对于公司职务鞭长莫及,在鸿离申期内,议请另举陈九如先生为代理经理,免误公务,尚祈核准为感,此请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董事会先生台鉴。刘鸿生谨启一月十三日”
据考证,刘鸿生一生还有两次赴港:一次是1927年6月19日,携夫人叶素贞,在上海骨科名医牛惠生夫妇陪同下,出游欧美等国,途径香港。另一次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三天,刘鸿生乘蒋介石指派专机去广州开“紧急会议”,但到达广州后,刘鸿生侥幸地逃避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偷偷地溜出广州,安抵香港。1949年5月至10月,客居香港5个月。
    由此可以推断,笔者收藏的信札发生时间不会在这两次中,而应该在1939年1月13日,尽管信札没有标写年份。
而且,据刘氏企业史料记载,1939年6月16日,刘鸿生还自香港给大中华火柴公司董事会写了另一封信:“鸿生离沪匝年,旷职已久。抚躬自问,殊愧尸素。爰特请求贵会准予辞去总经理职务,即希照准好荷。”8月,大中华火柴公司董事会朱子谦董事提议的“请将总经理职位保留不加讨论,一面请乐(振葆)董事长以董事长资格到公司指挥一切、支持危局案”获得通过。
    笔者收藏的信札与刘氏企业史料所记载的,在内容上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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